煤价何时回落?

这一文件提出了地方性法规的总体质量标准和具体质量标准。

对于不作为义务，比如和平义务，同样不依赖民法和刑法的规定，民法、刑法的规定仅仅在制裁违反不作为义务的行为时才有必要。[20] 所以，兰德尔茨霍夫将基本义务分为三类：（1）宪法直接规定的义务，包括第6条第2款第1句的父母对孩子的教养义务、第12条第2款的公共服务义务、第12a的服兵役义务、第14条第2款的财产的社会义务、第26条的和平义务、第33条第4款的忠诚义务。

当前我国宪法学界对公民基本义务的质疑或者担心，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1）有的发达国家宪法上没有规定基本义务，比如美国，可见基本义务并非宪法所必需的。会议的多数人承认公民自律和针对其他公民的责任，但认为针对国家的独立的义务规定似乎背叛了自由的理念，[25]最后会议以570:433否决了将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发布，[26]所以《人权宣言》仅在前言中提及义务。这个主要是针对接受荣誉职位的义务和受教育义务。不侵犯义务并没有在忍受义务和不作为义务中耗尽，相反它将人的一般道德义务转化为帮助他人的义务。它使国家教育的目标变得可能，唤醒公民并形成公民意识。

[74]施密特提到了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另外三个不同：（1）基本义务是针对作为，而基本权利限制是针对不作为。也就是说，参与城邦事务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目前伊斯兰世界已经通过了若干人权宣言，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的《阿拉伯人权宪章》也已经于2008年正式生效，不过，由于阿盟是横跨亚非国家的国际组织，因此阿拉伯地区国家人权机制并不能算纯粹的亚洲次区域人权机制。

非洲的经验说明，初期未能建立强有力的人权机制并不一定会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从长远看，东盟通过其固有的协商共识决策模式未来逐步发展出具有东盟特色的强有力区域人权保障机制（包括建立东盟人权法院）并非没有可能性。然而，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于这个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经济发展与威权统治并没有必然关系，因为相反的例子也可以举出很多，因此他认为，我们不应把亚洲的韩国或新加坡的高经济增长作为威权主义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做得更好的证据。这不仅体现在东盟各国中还有新加坡等四个成员国迄今未加人联合国两大核心公约，而且还体现在绝大部分国家都对国际人权个人申诉机制持排斥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宣言中如此宽泛的权利限制条款确实大大超出了目前国际人权法的规定。

[9]Critics Call ASEAN Human Rights Document‘ Declaration of State Power ，http://www. upi. com/Top_News/World-News/2012/11/18/ASEAN-members-sign-rights-declaration/UPI-57581353254777/ （visited on July 10 , 2013）． [10]ASEANs Human Rights an Unworthy Sham, Say 62 Rights Groups，http://phuketwan. com/tounsm/aseans-human-rights-unworthy-sham-rights-groups-17059/ （visited on July 11，2013）． [11]美国：东盟人权宣言不符合国际标准,http://www. voachinese. corn/content/us-asean-right-20121121/1550117.html, 2013年7月11日访问。《东盟人权宣言》不仅在很多方面与被视为体现人权亚洲价值观的1993年《曼谷宣言》存在相似之处，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进一步发展了《曼谷宣言》规定的精神。

四、东盟国家的发展与东盟人权观念变迁的过程和前景 对于很多国际人权活动家而言，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东盟人权宣言》反映的人权观念最后竟然在很多方面仍然与1993年《曼谷宣言》的精神如出一辙，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2004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就曾指出，在亚洲52个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全部加入了联合国七大核心人权公约，因此必须充分意识到要在这个如此广袤和多元的地区达成建立人权机制的共识存在极大的困难。对于东盟来说，非洲区域性人权机制的发展过程或许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些规定吸收了1993年亚洲国家通过的《曼谷宣言》以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的部分内容，但也有某些不同于上述文件的表述。

第13条有关禁止奴役条款比公约增加了任何人都不受人口买卖或贩卖（包括贩卖人体器官）的规定。但尽管如此，由于东盟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对于是否应建立区域性人权机制以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人权机制等问题意见分歧非常严重，因此自1993年之后，东盟在建立区域性人权机制方面迟迟未能获得实质性进展。自东盟成立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东盟基本只关注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安全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人权问题才随着人权全球化的新浪潮正式提上东盟议事日程。东盟成员国的扩大虽然使得东盟内部更具多样性，但这并没有妨碍东盟往一体化迈进。

它虽然承认人权具有因国情因素而异的特殊性，但其核心立场还是特别强调坚持人权普遍性的重要性。然而，从《东盟人权宣言》的有关规定看，人权的亚洲价值观似乎非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还通过更为权威性的人权宣言显示了自己的存在。

亚洲价值观曾赖以发挥影响力的基于经济成就的自信心也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肆虐而遭受重大挫折。批评泰国法律规定的冒犯君主罪以及禁止对君主进行批评的做法侵犯言论自由，政府拥有和控制广播电视的做法有违新闻自由，而泰国在其南部伊斯兰叛乱地区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则侵犯一系列人权。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是美国认为目前民主制运行相对较正常的国家，但它也仍然批评菲律宾政府机构实施了大量法外杀戮行为，对大量人权侵犯行为无法进行追究，并且腐败猖獗。要杜绝一切形式的基于宗教和信仰的不容忍、歧视和仇恨煽动。由于亚洲价值观强调亚洲文化在尊重政府权威、珍视社会和谐等问题上存在迥异于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集体主义传统，因此在人权问题上，亚洲价值观偏重于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而不是片面强调权利，强调发展权作为人权的不可或缺性以及国际人权交流的非对抗性和非政治性。首先，从宣言的结构上看，《东盟人权宣言》不仅有通常人权宣言所具有的序言和实体权利清单，而且还有像人权公约那样专门阐释人权观念、人权实施方式等方面内容的一般原则。这个条款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条款，第2句话事实上也涉及到平等权、表达自由等方面的权利内容。[15]Jack Donnelly,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 A Defense ofWestern Universalism 83（Joanne R. Bauer＆Daniel A. Bell 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Id. at 87. [17]Michael Freeman, Universal Rights and Particular Culture 56 （Michael Jacobsen＆Ole Bruno eds.，Curzon Press 2000） [18]See Fareed Zakaria, Culture Is Destiny: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73 Foreign Affairs 109, 109 （March/April 1994）． [19]Amartya Sen, Human Rights and Economic Achievements 91（Joanne R. Bauer＆Daniel A. Bell 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Daniel A. Bell, A Communitarian Critique of Authoritarianism; The Case of Singapore, 25 Political Theory 6，16（1997）， [21]《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1条。

即使这个宪章真的获得了通过，由于亚洲议会和平协会仅仅是由部分亚洲国家的议会组成的国际议会组织，其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全亚洲的政府仍然存在很大的疑问。第30条有关社会保障及母亲和儿童权利条款特别规定了无论婚生还是非婚生儿童都应享有同等的社会保护。

[24]Li-ann Thio, Implementing Human Rights in ASEAN Countries:‘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2 Yale Hum. Rts.＆ Dev. L. J. 1，19，51（1999）． [25]东盟与西方人权外交的博弈过程，可参见于臻：冷战后东盟对西方人权压力的反应及其影响，载《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54-57页。根据公约的规定，国家即便是依据法律也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但很显然，如果根据《东盟人权宣言》第11条，国家依照法律就可以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这就使得生命成了国家依照法律就可以任意剥夺的东西了。

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文莱、柬埔寨诸国尽管有时也赞同印尼等国的观点，但总体而言倾向越南、老挝的立场。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2010-2015年工作计划》也承诺在《东盟人权宣言》通过之后要讨论制定《东盟人权公约》的可能性，因此东盟区域性人权机制将要向前进一步迈进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国际人权公约具体的权利条款中也存在行使某项权利必须履行相应之义务的规定，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就特别规定，行使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也仅仅是个别条款的规定而已【摘要】《东盟人权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东盟在实现东盟政治一体化以及建立亚洲次区域人权机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该宣言规定的很多人权规范都与国际人权标准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与1993年《曼谷宣言》的基本观点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例如，发展权只是得到了联合国1986年《发展权宣言》、1993年联合国《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的明确确认。

除了那些实行民主制或向民主制转型的国家，东盟国家还存在基本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文莱以及长期由共产党执政的越南和老挝。目前伊斯兰世界已经通过了若干人权宣言，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的《阿拉伯人权宪章》也已经于2008年正式生效，不过，由于阿盟是横跨亚非国家的国际组织，因此阿拉伯地区国家人权机制并不能算纯粹的亚洲次区域人权机制。

和平权作为人权的国际法基础也比较脆弱，198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民享有和平权宣言》只是确认我们星球上的人民享有神圣的和平权，《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第23条也只确认一切民族享有和平与安全的权利，两者都没有确认和平权是一项个人权利。东盟认为，采用孤立和公开谴责的方法不仅会恶化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经常无助于成员国人权纪录的改善。

在该宣言通过之后，她又表示，该宣言仍然保留了某些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语言。亚洲国家虽然为建立亚洲区域性人权保障机制采取了一些行动，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0年后亚洲的区域性人权机制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东盟人权宣言》的通过对于东盟乃至亚洲和世界的积极意义。但《东盟人权宣言》的通过表明，东盟对人权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并不必然意味着其迅速投向普遍人权观的怀抱。《东盟人权宣言》的上述条款都与国际人权文书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的区别，并且这些区别无一例外地都使宣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了比国际人权标准更多的限制。不仅如此，东盟在抵制西方的人权压力方面总体而言也颇为坚决。

然而，从《东盟人权宣言》的有关规定看，人权的亚洲价值观似乎非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还通过更为权威性的人权宣言显示了自己的存在。与欧盟一样，东盟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具有通过促进地区一体化、制约地区大国和强国（如印度尼西亚）的目的，但与欧盟不同的是，东盟从一开始就特别坚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2007年通过的《东盟宪章》又再次重申了这一原则。

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就规定，对迁徙自由可以为了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而通过法律予以限制，第22条规定的结社自由也确认国家可以以同样的理由通过法律予以限制。这不仅因为东盟内部仍然存在众多西方眼中的威权国家，而且还因为东盟大部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确实决定了其不太可能完全屈从于西方的压力。

对于东盟来说，非洲区域性人权机制的发展过程或许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东盟国家在《东盟人权宣言》中之所以仍然基本采用1993年《曼谷宣言》的表述，原因不仅仅在于东盟各成员国自身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符合西方人权标准的人权问题，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将人权主要作为一国的内部事务、反对人权政治化以及以人权作为干涉内政的手段是东盟各国长期以来的一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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